面对乡情，“敢于说不”需要绝情，“善于说不”更需技巧。性情使然， “敢于”和“善于” 皆缺，因此常常被乡情绑架而远赴外地。可不，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这样的绑架就不止一次，最典型的一次便是到云南片马。

若不是不经意间浏览到电视台一个旅游采风节目，实在想不起这个我曾经到过而努力想忘却的地方叫“片马”。而一旦重新忆起这个地名，心里便又隐隐作痛起来。

6月底的样子，资阳老家的一位同学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大表弟在云南帮老板开车运送木料时在MD国境内从几百米高的山崖摔下身亡。现遗体已运回云南，亲属们正在云南与老板协商，但老板态度强硬，声称最多支助2000元。表弟一家都是老实巴交说不出话的农民，而老板答应的钱连死者在殡仪馆的冷藏费都不够，因此谈了一周都毫无结果，急切希望我立即去帮一下忙。这位同学与我是二十多年的朋友加兄弟，来不及听完他的介绍，激愤之下的我便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了。同学连声“拜托！”，似乎律师出面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地长长吁了口气，说是让二表弟第二天给我带路。 

第二天中午，二表弟电话告诉我他已到了事务所。看到路上阻塞的交通，想到近几日尚需办理的几件急事，前胸后背汗如泉涌。从个人得失而言，跑这趟都是既费马达又耗电的差事，想到此不免有些后悔了。 

刚到办公室，来不及向我介绍情况，二表弟就开始问我身份证号码并打电话购买下午的机票。我一边接电话，一边问二表弟就竟到哪里去。二表弟回答是“昆明”。我心里盘算着三天内可打来回，尚不至于严重耽搁其他事情的进展，心里有了些许安慰。所有当事人都把自己的事看成大事、特事、急事，这也就决定了律师的工作犹如弹钢琴，轻重缓急高低快慢各键都得照顾到，这样才能演奏出勉强成曲调或者和谐的乐章。

下午五点上得飞机。拿出纸笔，开始记录二表弟的介绍。这时我才了解到我们的目的地并非昆明，而是远离昆明的山区。想到三日内是没法赶回来了，不免有被绑架上了贼船的感觉。

从二表弟的介绍中了解到，大表弟是帮同村的老板到MD国境内运木料时出的事。他与朋友合伙购买了一辆旧车帮老板料，约定赚的钱各得一半。但车并无牌照，更无保险，二人也无书面协议，赚钱与否也无从知晓。大表弟的朋友否认与其有合伙关系而不愿意出一分钱。老板也否认与大表弟存在任何关系，只是看在老乡的情份下才垫付了2000元请人将大表弟的遗体从400多米深的山崖下背上来运回国内。我越听心里越没底，法律规则之外的游戏导致的纠纷需要用法律之内的规则来解决，再高明的律师恐怕也无可奈何。

晚上七点过出得机场，以为可以先住下来作明天的计划，但二表弟直意带着我打了半个小时的车赶到了昆明的某个长途汽车站的售票窗口。

售票员很不耐烦地告诉二表弟所要的票已没有了，只有另一班过路车，但中途得转车。听到售票员提到的地名，看了看电子屏幕，我知道今晚还有490多公里的路要赶，真要命！二表弟毫不犹豫买了票，才回过头来告诉我“李哥，不好意思，今晚要辛苦一下，中途还得转车。”

晚上九点半，终于上得长途汽车。原本以为在车上可美美地睡上一觉，又可避免白天赶车占用工作时间，实乃一举两得。想到年少时经受过的磨炼，心里反倒莫名奇妙地激起了一股迎接挑战的欲望。但一上车我就立马体会到幼稚是伴随终生的事，与年龄无多大关系。我真真的被乡情绑架了！

进得车门，车上侧所一股刺鼻的氨气味夹杂着农家有机肥的气味就扑面而来。进入车身中部，方便面、葱花饼干的气味混和着汗脚、鞋袜的气味，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好不容易静下心来，找到了我的“躺筒”。

之所以将我的铺位称为“躺筒”，是因为该铺位的设计非常低碳。铺位呈前低后高与水平面呈10度倾斜角的态势。就寝前需将腿部以下伸入直径大约50厘米的椭圆状筒体内，上半身平躺在等宽的弧形斜坡上。筒体与前面旅客躺筒的斜坡相连，而斜坡则与后面旅客躺筒的筒体相连。放眼一看，全体乘客有如蜂窝中的虫蛹一般，被有序地塞入一格格蜂窝中。这种设计既充分节约了空间，又避免了汽车在山坡上颠簸时人体从铺位上弹出的隐患。

“躺筒”尺寸为当地大多数人量身定作，只是苦了我等身材不够谦逊者，两腿紧紧地挤入蜂格中，就难有侧身转动的空间。而随身带的电脑包又霸占了头顶的大部分位置，使得本来就不够长的“躺筒”显得尤为紧张了。

一路无言，也不敢多言，深怕说话会吸入更多的混和气体导致慢性咽炎的复发。值得一提的是哪位仁兄身上不时散发出狐臭的芳香味使其他所有气味都相形见绌，真有点霸气十足、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的感觉。偶而吸之，精神为之一振，醒目提神，睡意全消。于是便借着车内地角灯微弱的灯光寻找可能的肇事者。突然眼前一亮，在这等忆苦思甜的场合，居然发现了两位黄发白肤的国际友人在与大家同甘共苦。若是有更多的国际友人来与我等体验生活，就不用对外交流部门苦口婆心地向国际社会解释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应享有的权利了。

汽车从市区出发约一小时就进入了漆黑的山区，被固定在“躺筒”中，犹如坐在直升机上在大山中盘旋翻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偶而闪过的对面来车的灯光尚能提醒自己还在陆地上。除国际友人在玩着手机上的游戏外，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

听着身旁二表弟知足的鼾声，我却始终难以入眠。我不得不对自己年少时锤炼出的体魄和毅力是否已退化殆尽深感疑虑。心里不知默念了多少遍《岳阳楼记》和《出师表》，但满脑还是天旋地转、难以入眠。凌晨4点来钟，终于有些迷迷糊糊了。

“下车了！下车了！”一群嘈杂的厉喝突然惊醒了我，手机显示的时间为早上5：10分。急忙从“躺筒”中抽出双腿，跟随二表弟下得车来，跟随众人在大雨中跑了百十米来到了一间破旧的侧所旁避起雨来。在又冷又睏中等了一袋烟的功夫，中转车终于将我等难民收容了。

早上8:30分，到得泸水县城，已有稍显幼稚的三表弟和又黑又瘦的大表嫂象见到救星一般前来迎接。

借着吃早饭的间隙开始向大表嫂了解情况。“人在哪里出的事？”“在MD境内，离边境二十多公里。”大表嫂一边回答，一边拿出了死者的照片。耷拉的头颅、浑身的血迹、破损的皮肤、穿破肌肤的锁骨和肋骨、折断的四肢，惨不忍睹。我赶忙让她把照片拿开。“老板的公司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好象没有公司。”“在哪儿办公？”“在一个居民院内。”“挂的什么牌子？”“没有牌子。”“有没有木料场？”“木料从MD运回后大都直接拖走了，只有很少的部分堆在一个荒坡上。”“荒坡那儿有无挂牌？”“没有。”“有没有围墙或守木料的人？”“树子太大，老百姓偷不走，没有人守，也没有围墙。”随着问题的深入，我的心越来越谅了。

原本准备在县城先将老板或其公司的信息和财产查清楚，以便做协商和诉讼两手准备的，看来第二条路很难走通了。根据我的分析，表嫂、表弟也不赞同第二条路，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其一、周期太长、交通太险、费用太高；其二、每拖一天殡仪馆的费用就增加一天；其三、没凭没据、对方实力太大，获胜机会渺茫。不得不接受死者亲属的意见，只有直接到“片马”去与老板协商这条路了。

三表弟在路边叫了辆 “野的”面包车。望着周围的群山，想到70多公里的山路，我拒绝上车，而走向了另一辆面包车。

三表弟满脸不解，我向他解释我是对司机脚上的休闲拖鞋不放心。在云雾中缓慢蠕动了3个多小时，数度横穿那条奔腾的、当年远征军跨过的怒江，绕过了十余处泥石流落下的土石，避开了数处塌方地段，终于到达了目的的“片马”小镇。

这是一个离MD国仅一公里远的小镇，虽然镇上不足两万来人，但来往穿梭而不挂号牌的大货车却络绎不绝。据说刚通关时这里涌入淘金的人不下十万。

下得车来，又有二人前来迎接。一问方知是大表嫂的姐和姐夫。三表弟私下告诉我，大表嫂是本地人，是大表弟在本地开车时结识的。大表弟将小孩送回资阳老家后，大表嫂闲来没事，整天除了打牌还是打牌，大表弟赚的钱大都被她输光了。大表弟出事后她一点也不悲伤，而是急忙将她姐姐和姐夫请过来帮她筹划如何与丈夫家人争赔偿款。听完三表弟的话，我心中多了根弦。

镇子太小，为了不引起老板的注意，我直接到了宾馆，然后才让其他人陆续到房间。等人到齐，我详细了解了大家一周多来与老板协商的整个过程。然后，全面讲解了对目前被动局面的看法，说明了无论从工伤赔付，还是人身损害的途径都存在难以克服的证据、时间、经济等难关，且出事地点在MD，在法律适用上可能还会存在争议。听完我的分析，大家见到大救星一般刚刚燃起的希望又瞬间破灭了。

世间只怕不要脸和不要命的两类人，而大表弟的家人却是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又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胆小如鼠的憨厚农民。目前只剩下与对方协商一条路可走了，而且既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又避免协商破裂的情况出现，分寸的把握确实很难。为了避免协商破裂，我让大家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律师身份。律师的出现常常会让对方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而且往往意味着没有回旋余地。因此我定下的策略便是对老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两步走。第一步，亲属在前面谈，我在后面操纵。第二步，若第一步不成，我再以亲友身份出面。

大家同意我的安排。于是根据对大家身份、性格、文化程度的初步了解对他们红脸、白脸地分了工，甚至花脸都预备了。谁先谈、谁后谈，出现了什么情况采用什么措施等进行了详细部署。少有见识的亲属们对我是心服口服，眼中仿佛又燃起了希望的光芒。殊不知我的心却比在场的任何人的心都要冷。

亲属们一一表示完全理解了我的部署后，终于像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一样底气十足地向老板办公室进发了。可悲的地，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他们就象斗败的公鸡一样灰溜溜地回来了！“老板说如果大家要回去，路费他赞助，如果再来无理纠缠，就别怪他不客气了！”二表弟眼含泪光，低声告诉我。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不客气？！我决定直接与老板面谈。于是让二表弟马上给老板打电话，告诉他死者远房亲戚、死者小孩的老师下午到片马，希望与他单独沟通一下。不料老板竟意外地答应了。

下午两点，在二表弟的带领下我准时来到了老板的单位。说是单位，其实就是在一座三层楼的民房的二楼中租下了两间房子。靠楼梯口的第一间房间显然是老板下属的办公室。里面有两位年轻的男女正在玩电脑游戏，见到二表弟，他们头也懒得抬。二表弟介绍了我的身份后，那女子也仅是一个简单的“坐”字便算打过招呼了。见此情形，我让二表弟先回去。那对男女继续在电脑上打着游戏。

我在沙华上尴尬地坐了足足五分钟，终于进来一个脸上和头上都有长长刀疤的威猛男子。以为是老板，我主动与他打起招呼来。见有人与我接话，那对男女不知什么时候趁机溜掉了。

刀疤男其实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凶悍，特别是听说我是从资阳来的老师后，他还主动给我递上了一杯热茶，并热情地与我攀谈起来。

此时我才知道刀疤男其实很有故事。他也是资阳人，家就在资阳城东门渔市口附近。由于不善做官，常被老婆奚落，八十年代中期就辞官到了广州，后来又到了海南，并在那儿发了财，还结识现在的老板，当时的小兄弟。九十年代初期，当他衣锦还乡准备在妻子和同事面前趾高气昂的时候，却发现老婆早已用他挣的钱与他以前根本看不起眼的下属另建巢穴了。一气之下，他提了两把刀找到了下属，不料下属早有准备。两人决斗的结果是互有胜负，他脸上和头上的伤痕便是纪念。只是下属道义上的下风影响了战术的发挥，伤情更为严重而已。离乡太久，刀疤男感觉到人事都有些生疏了，而下属的根基已培植得极为深厚。怕下属寻仇，刀疤男深知家乡已不是久留之地，心灰意冷之下，只好投奔了现在的老板。

刀疤男还告诉我老板不耿直、不爽快、不仗义，不大方，一点都不像资阳人，让我好好给他谈。而且特别提醒他手下的人大都是躲仇避债、违法乱纪之人，我与他们相比，就好比秀才遇到兵，恐怕有理也说不清，这儿山高皇帝远，遇事要忍字当先等等。

十分钟后，刀疤男用眼神暗视了余老板的到来。两分种后，告别了刀疤男，进入了余老板的办公室。老板抬了抬手，示意我坐。“陈总，过来一下。”刀疤男应声过来。“你联系一下老王，看什么时候把脚给他送过去，一定要感谢他的关怀哈。”刀疤男说声“好嘞”，打开冰箱拿出一只毛绒绒的黑灰色动物脚板来看了看，“这么大呀！”“老王一只，另一只冻在那儿，刘所长明天来取。”安排完，余老板才转过身来。“没办法，朋友们知道我那边林子里有熊瞎子，但我那片林中可能只有百十头了，每年只能取几只。再说了，取多了冰箱也搁不下。”

我讨好地告诉余老板，来之前就听我一位在政协的朋友（当然鬼才知道是谁）告诉我资阳清水有一位余姓老板在云南片马做大事，经营MD境内一大片森林，成都及其他几个木材市场的相当一部分木料都由他提供，政府表扬他为资阳增了光。我还对那边的森林和野物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并自贬离开三尺讲台便一无是处。见我态度端正，余老板兴致渐渐高涨起来。

余老板示意我来到他的电脑边，指着电脑上的地图给我讲起来。“五年前，我花了400多万元才买下现在的原始森林，由于合同上无法划界，就通过卫星定位来划的界，面积总共是176平方公里。为了伐木，我又投资了400多万元修建运输便道。森林伐完了还可开采下面的矿石。”说到此，老板随手从桌下拿出一块黑亮亮的矿石要我猜是什么。我放在手中垫了垫“可能是铝。”“不对，是锡， 65%的纯度，在国内都非常少见。”见我十分诧异，余老板又从桌下拿出一张树皮，告诉我“从这种树皮中能提取抗癌药物，你知道吗？国内上市公司所用的树皮好的才7、8个米厘（毫米），你看我的，随便都有11、12个米厘。太可惜了，我那边有很多这种树林，就是缺资金开发。这几年一直在投入，要到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过盈亏平衡点。”见我一直在认真地听，他又接着说“上个月，一个日本商人知道我有这片森林，准备用1个亿来买我的。于公于私，我都不可能卖给鬼子的。”

我借机对他不见利忘义的民族气节表示钦佩。他像小学生得到老师表扬一般更加兴奋了。我们于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社会、历史、地理、军事、外交、文化、体育人生、金钱、幸福等海阔天空地谈了近2个小时。

末了，我对他的博学多识和智慧眼光大加赞赏。他却开始了沉默。两分钟后，他给我讲道“其实我没有读多少书。13岁数那年，父亲病逝了，留下了200多元的债。我开始缀学回家挣工分，但人太小，农业社对我的工分定得太低。我就去贩菜卖，第一天赚了2毛4分钱，但第二天就亏了6毛。卖了一年多菜，还是没有还完欠别人的钱，债主就把我家快生崽的母猪给牵跑了。那母猪可是我家的最大希望，我娘那么给他说好话都无济于事。第二天天不见亮，给家里留下一封信，我就外出打工去了，发誓此生不挣大钱绝不回乡。于是我就到南方去闯荡去了，挣了些钱后，就来到了这儿。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书读少了上面。要不我的发展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见时机成熟，我逐渐将话题往乡情、小孩的教育上引，并直接提到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在死者小孩的培养教育上能寻求他的支助，因为我不忍看到我的学生因为他父亲的去世而失学，输在起跑线上。家乡也需要更多有文化知识的年轻人来建设。大约讲了十多分钟，他动了情，也许是为了不辜负一个人民教师对他五体投地的钦佩和由衷赞赏，他直接问我该给小孩多少赞助才合适。我给他算了一下小孩生活、学习可能的开支和社会物价上涨因素，心里揣摸着他能接受的金额 “你看20万元要得不？”

显然这一数字与他的心理价位有较大的差距。“人是我带出来的，但不全为我运木料，也在帮其他人干，按理说我可以不管。另一方面，事在MD国出的，当地的工资相当于人民币20、30元，死一个人大概就赔人民币2000元左右。更多的人是死在深山老林中，人都不用找，更不用说给钱了。你看，到目前为止，我请当地人从山崖下背上来就花了2000元，又找车运回来，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了。”

……

经过1个多小时讨价还价，余老板最终答应再赞助10万元。在此基础上，我还提出让余老板同意派人去结清殡仪馆的费用和火化费用，找车将亲属们送到火车站、解决7000元交通费、住宿费。

也许是经不住长我长时间的声东击西的软磨烂缠，余老板最终连声说 “好、好、好，就按你说的，我好人做到底，就交你这个朋友。”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此趟过来也能交差了。

当天晚上，我将大表弟的亲属们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谈判的最终结果。告诉他们这一结果来之不易。若加上大表弟的两份意外伤亡保险，对家属应该有所安慰和帮助了。亲属们再三感谢我费心费力的同时，也对我与余老板谈到这样的结果深表意外。

第二天一早，我将电脑中起草好的协议交余老板审查，以便打印签字。余老板让昨天办公室的女孩审查。审查完毕，我即刻打印出来。余老板让刀疤男把钱点给二表弟（昨天我已有交待）。双方签字画押，此事终算解决了。

当我走下楼梯的时候，三表弟追上我，告诉我也许那女孩偷看了我电脑中的资料，在我们刚离开的时候，那女孩正向余老板报告我可能是律师。

余老板说了声“难怪不得！”

下午，随大伙坐余老板派的车来到泸县，事有不巧，由于没有办好火化证明，当天已不可能火化了。由于其他当事人不断的电话催促，我不可能再陪大家了。于是在大家的千恩万谢中坐上了回昆明的长途汽车。汽车开动的那一瞬间，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念到“家乡的表弟，愿你能顺利地魂归故里！”

（2012年3月）